绿皮火车在岭南丘陵间颠簸，车窗玻璃蒙着层灰黄的油垢，把七月的阳光滤成病恹恹的土黄色。硬座下的泡面盒随着车轮晃动，酸腐的油味混着汗臭在车厢里发酵，像块发馊的隔夜饭黏在舌根。杜康将帆布包往肋骨处按了按，父亲叠得方方正正的五百元钞票隔着粗布硌得生疼，那是卖了两头猪才凑的路费；母亲缝的腊肠用报纸裹了三层，油渍却仍像倔强的泪痕，在靛蓝色裤兜洇出不规则的黄晕——那是昨夜母亲在灶台前，就着路灯缝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却比任何礼物都沉。
邻座大叔把皲裂的皮鞋蹬在对面铁椅上，露出小拇指长的灰黑脚趾甲，指甲缝里嵌着暗红泥垢——那是在鞋底工厂打胶时渗进去的，再也洗不掉。“后生，去东莞？”他咧嘴笑，缺角的金牙在夕阳下泛着青灰色，像枚生了锈的铜扣，牙床边缘凝着暗红的血痂。杜康往窗边缩了缩，膝盖撞上前排座椅下的蛇皮袋，里面的劳保鞋散发出橡胶与汗碱混合的酸臭，熏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。他下意识摸了摸手腕的红绳，那是母亲临睡前塞给他的，说是庙里求的平安符，此刻正紧紧勒在皮肤上，勒出道淡红的痕。
“铁棚厂吧？”大叔的话像把生锈的刀，轻轻划开杜康的忐忑。他想起姐夫信里说的“学技术”，想起村头辍学打工的阿强寄回的彩电，又想起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的模样：“混不出个模样，就别回来见人。”
“我娃也二十，在鞋厂打胶，上个月中毒进了医院。”大叔的声音突然低下去，目光盯着杜康的红绳，像是盯着某种渺茫的希望。窗外的香蕉林被风撕成碎布条，宽大的叶片拍打着车窗，像极了老家晒谷场上被暴雨打烂的草席。杜康摸出行李箱夹层的日记本，塑料封皮上“青春纪念”四个字被雨水泡得发胀，扉页“学技术，争口气”的字迹晕成蓝黑色墨团——去年秋收那场暴雨，他背着半袋稻谷在田埂上滑倒，怀里的日记本浸满泥浆，母亲用灶膛余温烘了整夜，终究还是废了半本。他指尖摩挲着凹凸不平的纸页，忽然觉得那些皱痕不是破损，是命运提前刻下的印章。
深夜的车厢沉入墨色，上铺的鼾声此起彼伏，像破风箱在耳边来回拉动，混合着厕所飘来的氨水味，织成张密不透风的网。大叔的呼噜声尤其刺耳，忽高忽低间夹着磨牙声，仿佛在咀嚼什么坚硬的东西。杜康摸出裤兜里的腊肠，指甲掐下米粒大的一块，咸香混着塑料味在舌尖炸开，母亲的话突然清晰起来：“到了那边，别跟人争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他望着车顶摇晃的白炽灯，光斑在眼皮上跳成模糊的圆，恍惚看见邹雄的金牙在阳光下晃成一片光斑，自己的双脚却像被焊在水泥地上，怎么也挪不动——那是父亲曾说过的“站稳脚跟”，此刻却重如千斤。
火车过韶关时，晨雾像层薄纱裹着荔枝林，绿叶凝着露水，远远望去像片浸在水里的翡翠。杜康数着铁轨旁的电线杆，铁锈在晨光里泛着暗红，像极了母亲缝腊肠时，扎破手指滴在布上的血珠。他的眼皮越来越重，最后一眼看见荔枝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像片绿色的海，而他即将沉入海底，成为万千千浪花里最渺小的一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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